前言
上海学会和《强学报》停办后，汪康年才从湖北来到上海，年月8日，强学会的余款及图书器物等，便移交给汪收存。时*遵宪在沪，他是上海强学会发起人之“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与汪康年“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意请梁启超参加，康有为也想“改办报以续会务”，梁在京既无可作为，便让他去沪办报，4月间梁抵沪，参加《时务报》的筹备工作，“三人日夜谋议此事”。
《时务报》和《知新报》
不久，原强学会员邹凌由江西到沪，知县吴德潇自京往浙赴任，道经上海，均积极成办报，诸人又商量多次。5、6月间，以*遵宪、吴德潇邹凌稳、汪康年、梁启超五人为创办人，发布公启，宣告《时务报》馆成立，推汪康年为经理，驻馆办事，梁启超为主笔。先后任述者，还有章太炎、麦孟华、徐動、欧甲等。《时务报》创刊于年(光二十二年)8月9日，句刊，每期20余页，至年8月8日终刊，前后两年，共出69期。以维新变法，教亡图强为宗旨，分论说、谕旨、奏章、外文报译编、京外近及附编等栏目。以译载外文报的篇幅最大，“详言启兵制、学校、农矿、工商各*，条理然”。
▲《时务报》而以论说最重要、最精，影响最大，执当时與论界的牛耳。所论“皆按切时势，参的中外，切实可行”。尤其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议论新，条理明晰，深入浅出，生动流畅，富有魅力，使读者为之倾倒，成为当时與论界的骄子。他主笔*一年多，发表文论达60篇之多，他的长篇名著《变法通议》，连载数十期，系统阐述有为的变法主张。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他把変法的根本，归于废科举，兴学校，变官制。还发表了《古议院考》、《论君*民*相嬗之理》等，宣扬民权论。《时务报》因有梁启超的宏文而风靡一时，梁启超也因主编《时务报》而扬名四海，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也因此得到广泛传播。在《时务报》撰文较多的还有担任经理的汪康年，他先后发表文论14篇。
前期他的议论与康梁协调一致，在列强加紧侵略面前，鼓吹“以全国之爱力爱其国”，实行变法。认为要力反数千年之积弊，与西人相角逐，唯有恢复民权。変法的本源在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主张改革科举，设学堂，立学会，翻译西书实行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各项措施，与各国进行商战，反映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社会要求。康有为诸得力弟子蝉联《时务报》主笔，保证了《时务报》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大声疾呼，哀哀长鸣，实为支那革新之萌焉”。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的帝国”，受到多数官士夫的极大欢迎。例如邹代就极力称赞《时务报》“名贵已极，读书人无不喜阅”不仅采择精，雕印雅，尤其是“识文兼具”，“足洗吾华历来各报馆之陋习”。
“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诵万”，可见其深受欢迎，及其在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梁启超说：“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每有新论登出，“举国士夫，乃喷喷然目之日：此新说也，此名著也”。《时务报》代销处多达所，遍布全国70个县市，加上它顺应时代的要求，道出了维新派和爱国进步人士的心声，使他们深受鼓舞，不但自己争先购阅，而且积极主动充当义务推销员。《时务报》也受到各省地方大吏的极大重视，西布*使曾、河南彰卫怀道观察琴春荣、保定府太守陈启券江宁府太守刘澍、山西清源局、清苑县今劳乃等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
▲梁启超画像在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反响
一种报刊得到这么多地方官的极力推荐，这在近代报刊史上还是第一次。张之洞在札中称《时务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决定由善后局拨款订购，分送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门、各局、各书院、各学堂。由于地方官的提倡和购送，更使《时务报》销量激增，从最初的份，半年后增加到份，不久便突破了万份大关，最多销售到1.7万份，创造了当时国内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顽固派江西道监寮御史熙麟惊呼：“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时务报》是当时办得最好、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获得了日手一编”意想不到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对宣传和普及维新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时务报》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宣传机关，是时代的号角。由于它的宣传深入人心，使“通国土流，渐知改革*体之不可缓，言变法者勃然兴矣”。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促进变法的到来。《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造就维新人才，本身就推动了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同时它又是维新开展维新运动的重要阵地，一些新派创办的学会团体即设在《时务报》馆内，或由报社代办会员登记，代收会费。它还设专栏登载各地新成立学会、报刊、学校的消息，从而大大推动各地学会、报刊和学堂的发展。它又是联络维新志士和进步人土的中心和桥梁，上海及全国各地来信来访者络不绝，有应接不之势。
▲吴德画像开创近代报刊的新时期，由于《时务报》的成功，打开了局面，起了示范和播种的作用，随之而起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现，出现了近代办报的第一个高潮和*金时期。这个时期所创办的报刊，大都以《时务报》为榜样。梁启超在总结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时指出：《时务报》创刊后，“沿海各都会，继轨而作者，风起云涌。悉仿《时务》，若恐不肖者”。冯自由也肯定说：“吾国杂志之倡导改革者，该报实为先河”。吴德甚至把《时务报》馆称为中国报馆之“馆祖”。可见《时务报》在当时影响之巨大，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可以说它开了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新时期，不妨称之为《时务报》时期。
《时务报》交织着内外矛盾和斗争《时务报》的刊行并非一帆风顺，相反，自始至终交织着内外矛盾和斗争。早在创办之初，汪、梁矛盾已露端倪，在创办人中，梁启超比较激进，汪康年较为保守，梁承有为之意，主张《时务报》以孔子纪年，注则主张以广译西报为主，名为《译报》。双方意见均未被多数创办人赞同，*遵宪调和间，终于办成既有较多报译，又每期必有论说的《时务报》。《时务报》“所撰述文字，大都惊世骇俗，顽固士多为目”。“故报纸初出，言日至，斥百端，殆难忍受”。尤其是张之洞的干涉和压制，力图控制汪康年，劝他“多译实事，少发伟论”，频频戒以“千万不可动笔”，迫使汪步步退缩。
▲张之洞画像梁启超发表《知耻学会序》，揭露官场无耻丑态，张指责梁“干名犯义”。令此册不送湘鄂两省。并多方示意要梁引去。梁启超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涉甚烈，其时人之与文襄，殆如雇用者与资本家之关系，年少气盛，冲突愈积愈甚”。在《时务报》内，汪、梁之间由于*治观点不同和争夺报社权力，加上张之洞等的挑拨离间，斗争也日趋激化，使梁感到难以继续呆在报社，正巧湖南创办时务学堂，热情聘请他当总教习，便在7年11月应聘往长沙。梁启超离沪后，仍遥领《时务报》撰述，继续为该报撰稿，汪康年兄弟乘机独揽大权。
汪、梁矛盾也日益升级，至年8月8日，梁启超终于向汪康年牌，指责汪独断专行，表示不甘当汪的“雇工，“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撰文，从此辞职。汪则为所欲为，从55期以后，译文大增，论说渐减，且多录来稿，断原有的战斗，因然失色，“已非前此之精神”。7月课《务报》，康代宋伯鲁拟《请将时分报改为官报折》，8月汪将《时务报》改名《吕言报》继出版，《时务报》停刊，《知新报》与《时务报》齐名，称为妹报的是门的《知新报》，是在康有为的亲自倡导和梁启超的具体帮助下例办的。
继续与顽固派作斗争
年11月，康有为至澳门，与当地的开明人士何廷光(穗田)商定创办《知新报》，报址选在澳门是因为“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绝”，澳门是葡萄牙租借地，脱离清廷管，比内地言论稍有自由。资本主要由“慨好义，力任报事”的何廷光等筹集，集股万元。康回羊城后，由其弟康广仁与何廷光等具体筹备创报事宜。此时正值梁启超返里省亲，广仁等力邀梁赴澳共商。梁帮助他们起草章程，“以全力助成之”。并撰写《知新报叙例》，《知新报》基本上仿照《时务报》刊行。《知新报》正式创刊于7年(光绪二十三年)2月22日初为五日刊，自第20期起改为句刊，第12期起改为半月刊。
▲《知新报》以康广仁、何廷光为总理，何龄、韩文举、梁启超(兼任)、徐、吳恒炜、刘麟、王觉任、陈继俨、孔昭等为撰述。此外，为报撰稿者还有祖健、欧架甲、康广仁、康同、陈炽、林、凌孟华等人，多为“门徒侣”。并聘多人任《知新报》大致分论说、上谕、京外近事、美法英德日俄之农工商矿格致、东方商埠述要、路电择录等栏目。以宣传维新变法为宗旨，“以启发民智为先务”。在戊戌*变前的一年半中，其*论大力鼓吹变法，发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例如欧築甲的《变法自上自下议》，宣传国家危亡，非变法不可。“今日言变法，人人皆有其责，人人当任其事”。徐勤撰长篇*论《地球大势公论》，连载10期。
述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观点，宣扬“欧洲自议院立，君民共主，上下一心，*俗丕变，用致富强”。同时介绍和述康有为有关孔子改制的理论。如徐的《春秋存中国说序》，梁启超的《新学伪经考叙》，欧架甲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发明经学始》、林旭的《春秋萤氏学跋》。还注意有关变法新*的报道，选载康梁奏折，大力宣传各地创办学会、学校和报刊。对推动维新变法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知新报》是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机关报刊，颇受各地进步人士的欢迎。
它在国内外广设代销处，国内计有北京、保定、天津、烟台、太原、开封、西安、成都、贵阳、武昌、汉口、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寿州、南京、淮安、扬州、苏州、无锡、上海、常、常州、镇江、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安、台州福州、建宁、桂林、州、广州、佛山、番山、潮州、香港等埠，53处。外洋有旧金山、海防、东京、横滨、神户、新加8埠，7处。共计46埠，60处之多。销路畅旺，行销地域十分广泛，影响很大。广西巡抚、江西布*使、贵州学*、杭抗州府知府等地方官均通各属购阅《知新报》。
▲康有为画像广西洋务总局在通中说：《知新报》“论说明正，深通时变，尤能激励耻，博深切明。其所译西国*事，以及农商化电等学，足见泰西富强之本，而非同讹传，岂可而不学”。江西布*使称赞它是“济时之利器，导风气之先声，破拘墟之成见”。《知新报》能言《时务报》之不敢言，在某些方面更有战斗性，它的言论引起顽固派的仇恨，御史成博上奏弹効，声称“澳门知新报所记各事，语极悖诞”，请查办。清廷于7年6月18日，論令两广总督钟麟、广东巡抚许振，“派员晓谕该馆，不得传布讹言”。《知新报》置之不理，清廷也无可如何。
尤其是戊戌*变后，刚兴起的报刊，备受擢残，调零殆尽，论界噤若寒蝉。唯独《知新报》因在澳门，为清廷势力所不及，不仅能照常继续刊行，而且仍能体现维新派意志。在康有为被清延为“十不”的“版逆之首”，悬赏拿的“饮犯”之后，公然继刊壁有为折、书信及演说等10余篇。后来消廷野观杀六君子，《知新报》则发表《清国狗难六士传》、后又刊布《以六君子殉难日为纪念会启》，寄托对难六君子的体验，也是对清廷血腥罪行的控诉。并发表《八月六日朝变十大可说》，击清发动*变是令人痛心之举。
▲康有为剧照《知新报》开办将近四年，至年1月20日停刊，共出版期。不愧为维新派的重要與论阵地，在*变前对促进维新运动的发展，*变后坚守阵地，继续与顽固派作斗争，均发挥了积极作用。7年(光二十三年)冬，康有为以中国人满为患，进京筹划移民巴西，正赶上德国强占胶州湾，一股爱国之情激荡胸中，保国之心油然而生，他“中夜涕，仰天痛哭”，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于7年12月然上《外危迫，分割浓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呈》，即《上清帝第五书》。
结语
他以敏锐的*治嗅觉和洞察力，根据三年来“万国报馆议论沸，成以分中国为言”“其分割之图，传遍大地，壁画祥明，绝无隐讳”。预见德据胶澳，列强必将群起效尤，“诸国成来，并思一”。从而正确论断当时中国已到了被瓜分的边缘。他深刻地指出：“瓜分豆剖，渐露机牙”，“警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胶警乃共借端，国固其矢耳”警告清朝统治者：“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为救国，他“诊断”中国的病根，认为中国之所以受侵略，是由于本身的“弱昧”，尤其是愚味不知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