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12月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表彰的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中作家只有两位,一是路遥,一是蒋子龙。路遥已经去世,蒋子龙作为“改革文学”的创始者,是名单中唯一健在的作家。
农家小子、产业工人、海*绘图战士……如此多的经历,会如何影响这位贴有“改革文学”标签的作家?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几乎每篇作品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争论与波动。作为“改革文学”的扛旗人物,蒋子龙坦言自己从未按照改革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只有当‘改革’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
沧州是蒋子龙的故乡,14岁之前,蒋子龙都在沧州农村度过。“沧州以练武闻名于世,我们村有南北两个练武的场子。可上学以后功课还不错,曾经在全区会考中拿过第一名,这就调动起父亲的野心了。他在村上做先生,也算是活得明白的那种农民。于是就想把我培养成材”。
蒋子龙回忆打小受到的文学熏陶,大概是上到小学四年级时,成了村里念故事的人。“每到晚上,二婶家三间大北房里,炕上炕下全挤满了热心的听众。因为我能识文断字,《三国》《水浒》《七侠五义》《三侠剑》《大八义》《济公传》等等,无论谁找到一本什么书,都贡献到这个书场上来。”
初中毕业后,蒋子龙考入天津重型机器厂技工学校,年毕业后当了几个月工人,又以天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海*制图学校,成了一名*人。正赶上北部湾战争,毕业后被分到了天津塘沽的海*司令部制图大队,为越南制图。很快蒋子龙便当上了组长,成了技术能手。对这段经历,蒋子龙一直颇为珍惜,他曾在《自述人生》一书中写道:“至今,我一想到中国*舰的舰长们使用的海图中有一些就是我绘的,心里还格外滋润和欣慰,这种感觉是出版几本著作甚或受到读者好评都无法替代的。”
年,复员的蒋子龙回到天津重型机械厂。那时候,天津正处于上升势头,厂子也很红火,是全国八大重机厂之一。厂长冯文彬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在《新名词词典》伟人栏里有他的照片和一整页的说明。“工厂的规模宏伟巨大,条件是现代化的,比我参观过的拖拉机制造学校强一百倍。真是歪打正着,我如鱼得水,一头扎进了技术里。”十年间,蒋子龙从最低一级的工人干起,凭借技术实力当上了生产工段长,不久又成了一个拥有一千三百多名员工的大车间主任。只是蒋子龙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工业生活,养育了他后来的文学筋骨。
从农村到城市,由城市进工厂,从工厂到部队,蒋子龙经过三级跳把工农兵全干过来了。
生存环境稍一改善,蒋子龙文学的神经又痒痒了。在部队,蒋子龙就常为文艺宣传队编写节目,也常给报社投稿,可总是被退稿。
文宣队一次偶然的“成功”,却彻底改变了蒋子龙的文学态度。有次到一个村里去演出,当进行到蒋子龙创作的诗朗诵表演时,有的社员哭了出来,紧跟着台上台下一片唏嘘。这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子,几经苦难,每个人有不同的遭遇,诗中人物的命运勾起他们的辛酸,借着演员的诗情把自己的委屈哭出来了。“社员的哭声使我心里产生了一阵阵战栗,想起了十多年前我趴在小油灯底下磕磕巴巴地读那些闲书,而乡亲们听得还是那样有滋有味。我对文学的看法突然间改变了。写作是和人的灵*打交道。”
以前只将发表作为目的的蒋子龙解开了心结,他通宵写了一篇散文,第二天寄给《光明日报》,很快就发表了。然后他的写作越来越顺畅,小说、散文、故事、通讯什么都写,这些东西陆陆续续发表在了部队报纸和地方报纸上。
蒋子龙曾自我评价,自己阅历丰富,见的世面多,这对创作很有帮助。“写作本来就是想把自己变成一个与自己不同的人,寻找另一个自我,这需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然生活越丰富就越好。”
年是蒋子龙命运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年。年初《人民文学》约稿,发表了他的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春天这篇小说却成了大*草,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批倒批臭”,工厂专为他组织了七千人的批斗大会,在被监督劳动时一个造反派用砖头砸到蒋子龙脸上,险些让他变成独眼龙……可到了十二月份,他又重新被任命为代理车间主任。
蒋子龙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却发现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到处是毛病,等把机器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没有自主权是蒋子龙作为企业中层管理者最大的困惑,想突破困局,却没有“尚方宝剑”。
年夏,《人民文学》编辑部派人到天津向蒋子龙道歉并约稿,要作者别记恨编辑部,再给他们写稿,当时蒋子龙回答,“现在写小说很难,但是发发牢骚可以。”《人民文学》编辑马上点头,“行,你就发牢骚。”
《乔厂长上任记》讲述了十年动乱之后,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人心混乱,主人公乔光朴自愿放弃公司经理的美差,立下*令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蒋子龙说:“那个年代改革开放没有铺开,我那个厂子是有代表性的,我的困惑就是这些企业都有的困惑,所以他才有代表性,有代表性才能引起共鸣。”
与“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弥漫的哀怨情绪不同,《乔厂长上任记》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