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散南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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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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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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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
作者
孙连成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名字：年轻的时候人们叫他小高，年纪大了人们叫他老高。
很多人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天天在学校里，却不是老师；他有责任田，却很少有人见他下地劳动。
他在村子里有自己的家，但他平时都是住在学校里。
他的职业呢，说来也很有意思，他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但学校里的活儿，除了教书，他什么都干。
“老高，今年该退休了吧？”有人打趣他。
老高嘿嘿一笑：“我都快七十了，要说退休早就退休了。”
老高自己也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了，他只隐约记得，他十六七岁时，村里学校唯一的老师病了，上面派不来老师，大人们又都不愿意当这个孩子王。队长就把他领到由“牲口饲养室”改成的学校里，对他说：“这里还有一二十个学生娃，没有老师了，你就天天领着他们玩吧，队里给你开工分。你要看好他们，别让他们掉到塘里淹死了。”连小学也没有读完的他从此就成了这帮孩子的领头人，天天和他们打闹在一起，只是偶尔会提醒一下：“别把书搞丢了，说不定以后有用。”
学生都是本村的。他们中有七八岁的，有十一二的，也有个别十四五的。没有更大的了，因为到了十四五岁就可以干农活挣工分了。
正是爱打爱闹的年龄，他们每天都玩得热火朝天，以至于两个月后来了新老师，学生们反而不愿意上课了。
新的老师是相邻大队的，是个“一头沉”，既要教书，还要种地。他上完课，就把学校里的事儿都交给了“小高”,——“小高”这个称呼就是这样来的。那时，“小张”“小王”这样的称呼是电影里才有的，要么是首长称呼士兵，要么是领导称呼属下，显得高雅而又时尚。村里人起初是用调侃的语气称他“小高”，后来习惯了，大家就这么叫起来了。
那时一个老师要教几个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少则三五个，多则八九个。上课时大家都在一个屋子（那还不能称为“教室”）里。日常上课的时间并不多，很多时候都是大家一起玩。有两年还搞“半工半读”，其实就是上午在学校里玩，下午到田间地头玩。有时老师有事不能来学校，那学校前勤后勤所有的事情都是小高的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全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教育开始得到重视。各个自然村的教学点都撤销了，全大队集中办学。老师自然是上面统一调配，但学校里的杂活儿，比如敲钟打铃，修修补补，看门守夜，等等，还得有人干，于是，大队干部们自然就想到了小高。
秋忙过后，学校要盖三间新的教室，砖石泥瓦、梁檩椽子都是村民筹集，白天大伙儿义务出工，夜晚小高看场子，趁着月光，他把各种建筑材料归置、堆放得齐齐整整，第二天人们一来直接干活儿，就可以省很多事儿。
紧锣密鼓地干了十多天，教室盖好了，村民们都撤退了，但铺地坪，还有房前屋后边边角角的整修，就都是小高的事儿了。
“那时候真忙，”回忆起来，他脸上还挂着几分兴奋和自豪。“要看表打铃，要给老师、学生修理桌凳，要当门卫，要给老师的伙房种菜，还要干学校搬砖挪瓦、修墙补路的杂活儿。”
转眼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在农村早该娶妻生子了。但他天天忙得晕头转向，就靠着大队给的一点粮食和一点钱生活，哪家的姑娘能看得上他？当时他的老娘已经六七十岁了，亲自到学校把他拽回去，说什么也不让他干那无名无利、无功无德的活儿了。可没过几天，大队干部去找他，学校领导也去找他，说他在学校的那一摊子事儿，除了他，没人能干得了；说学校里的事儿比个人的事儿大。没办法，他的老娘大哭一场，又让他回去了。
日子就这样过着。
其间有热心的老师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都没成事儿。几年后，老娘去世，他变成孤身一人，个人的事就无人提及了。
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学校的规模也逐渐扩大，需要他干的杂活儿也越来越多。学校领导想增加人手，先征求他的意见，问他需不需要个帮手。他说：“不过就是忙点，天生干活儿的命，还能怕忙？”
随着国家对农村教育越来越重视，投入越来越多，农村办学也越来越正规，很多农村学校都逐渐不再用像他这样的“临时工”了。但他不一样，不管是学校里，村里，还是镇子里，压根儿就没有人想到要清退他，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他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一部分，他甚至已经成了这个学校的标志。
乡村的风吹皱了他的脸颊，校园里平淡而漫长的日子使他的两鬓染上了秋霜。“小高”不知不觉变成了“老高”。他不再打铃了，因为现在有了电铃；他不再修补桌凳了，因为现在用上了标准化的金属课桌和凳子；他也不再种菜了，因为学校的旁边就是乡村超市，新鲜蔬菜天天都有；他也不再当门卫了，因为学校有了专门的保安。但他还是喜欢守在门卫室里，他感觉不守在这里就不踏实，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每天到校的时候，不看到他就会感觉少了些什么。
因为他的存在，门卫室就成了老师们特别是年轻的老师们爱呆的地方，大家在这里聊天，休息，夏天来吹吹空调，冬天来喝杯热茶，或者和老高开几句玩笑。老高还是个义务修理工，备有各种维修工具，自行车，电动车，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凡是需要修理的，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说一声，其余的就是老高的事儿了。
头发斑白、略微驼背的他每天依然在校园里转悠，有时弯腰揪下几棵长在墙根儿的野草，有时拾起滚落在路边的砖渣石子儿，有时拿起拖把，去拖一下办公楼的走廊。有的年轻老师有课时碰上孩子没人带，就会把孩子交给他，并叮嘱孩子：“和高爷爷好好玩儿。”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他就成了“保姆爷爷”。
有时，学前班和低年级孩子的家长放学后不能及时来接孩子，就会和老高招呼一声。放学后，老高不仅要照看孩子，对住在近处的干脆就直接给送回去。这是经常有的事儿，大家早就习惯了，不论是老高还是家长，都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不值得一提。
老高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学校，你可以说他为了生存，也可以说他无所依靠，事实上他就像守护自己的家一样一直守护着这个学校。他就像那口早已废弃的、仍然高高地挂在树上的大钟一样，见证了这个学校的历史，也见证了乡村基础教育发展的历程。
老高普通，平凡，卑微，就像脚下的泥土一样，就像墙根儿的小草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学校的很多事离不开他，但没有人会认为，他是这个普通的乡村学校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也许有一天他会离开学校，悄无声息地，就像他当初来到学校时一样悄无声息。再过若干年，人们想到他的时候，会说：是有那么个人，无儿无女，无家无业，一直在学校里生活。然后，在人们的心里，关于老高，除了温暖，也许还有点有趣，就什么都没有了。
作者简介孙连成，河南省汝南县人，中学教师，现任教于海南省昌江中学。业余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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