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馥李谢楚楚/文关于电视剧《不惑之旅》，众声喧腾。
这是一部以中年人的情感为主线的电视剧，其中还糅合了家庭伦理、创业故事、个人奋斗、阶层跨越等支线和余脉，再将责任与背叛、纯情与犹疑等人性的调料，都倒在北京这个城市容器里，上上下下搅拌一番，调出一杯……不怎么好品评的东西。
诸多名著的影子，暗示着剧中人的复杂，就像剧里的大空镜：一会儿是北海白塔的澄澈清明、一会儿是CBD的灯火楼台，他们都是北京。而故事演进的主要场景，既有大别墅、大书房，也有小黑屋、小书房。
它像个啥？它要说啥？当托翁的名著《复活》被几次三番揉进剧情里，你便知道创作者一定怀着某种企图心，要向观众传达一些东西。而这部剧的播出，也激起了不小的水花，人们从各自的角度讨论着：有人批判它三观不正，也有人说主人公是有趣的灵魂，有人揶揄它情节悬浮，却也有人为剧中人愤愤不平……好像各有各的道理。
好在，一个40集的电视剧，在当下这个时代，可以用“能否追得下去”作为一条评判依据了。那么这个剧，我还真的追完了。剧中人的一环套一环的生活羁绊，很是写实，确定是被戳中了。
结局有很多意料之外，细想也在情理之中，剧中的主角们最终各自和解、各归其位，收拾好心情，开启下一段人生旅程，生活从来就是劈开一个浪头，再迎着下一个浪头。
这部剧的导演兼编剧韩杰，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执导过诸多舞台剧作品。近些年，韩杰开始转战电视剧，陆续有了《晚婚》、《三十而立》、《爱我就别想太多》等一系列都市情感大剧。
追完了剧，我们拜访了韩杰导演，聊了聊剧里剧外的那些事儿。
剧中的男女主人公：马列文和简单
一、聊聊创作心得
经济观察报：您编剧的《晚婚》、《三十而立》已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了，这些年还是做话剧更多一些吧，为什么会拍这样一部电视剧？
韩杰：这事儿起源于陈建斌老师成立的一个文学组，叫“复眼文学小组”，组员除了我还有王学兵、饶晓志(《无名之辈》的导演)、雷志龙（《第十一回》编剧），围绕着陈老师的电影谈剧本，那个过程很开心，我们一起聊着剧本。在创作陈老师《第十一回》的过程中，我就起心动念，想拍我身边的一个人，就是剧里的马列文。
为什么要拍这样的人呢？我认为这样的人是他能在智识层面压倒你，同时他们在财富积累上也已经完成，但仍然不油腻，对初心还保有美好的坚持，我觉得这样的人在今天是稀有动物了，而且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宝贵了。
这种人在我身边恰好是有的，我就想拍这样一个人出来。其实俄罗斯文学里有大量的“多余的人”，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契诃夫的普拉东诺夫，这种人没有停下思考所以痛苦，意识到生活不大对头，却又没有改变的勇气和能力，我对这类人的困境特别感兴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就想拍出一个这样的人，拍马列文就像拍我敬仰的老师一样，我拍他的镜头是有温度的。
经济观察报：既然你身边有这样的人？所谓不惑之旅，那你从他们身上找到答案了吗？
韩杰：我身边有一批这种没有行动力的，但同时他们又很宝贵，他们会有启发别人的热情，同你讲苏格拉底是怎么说的、萨特是怎么说的，也只有他们才会对简单（剧里的女主角）说这样的话：“你看看你，一点都不知道反抗，整天浑浑噩噩”，到了我这儿，好像压根儿没有启发别人的热情，大家也就是吃吃喝喝，互相八卦一下就没别的了。我钦佩马列文、由衷地钦佩，因为他有点燃别人的知识和能量。
什么是不惑？我觉得困惑是绝对的，走向不惑也没有终极答案，但你至少是能迈出这一步，得有行动能力。这其实也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也是这个年龄的人，不管是道德的困境、还是更大的困境，你必须得行动起来去解决问题，再不行动就老了。
经济观察报：这个剧被归类为都市情感剧，故事的背景又放在北京，具有现实主义的属性，你怎么给它一个总体的定义？
韩杰：我渴望靠近现实主义的品质，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你看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契诃夫、高尔基、阿瑟·米勒，或者还有曹禺先生，那多现实主义啊！我上大学时，看的是《人民文学》、《花城》、《收获》这些文学杂志，正赶上了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少年血》，那批作家都是有师承的，比如说余华就喜欢川端康成、喜欢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什么的，那时候刘震云的《新兵连》和《一地鸡毛》也出来了，还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你能感受到的是，那批作家对现实主义有明显地接力，这些作品给影视剧提供了良好的创作基础，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就是让刘恒改编自陈源斌的《万家诉讼》，那时候影视剧抵达了很高的质量，这是跟当时的主流文学有很大关系的。
可现在呢？那批人没了，新涌现的这批作家，好像在现实主义上没有野心了。所以这个戏，如果你问我有什么企图心，那就是向现实靠近一些，咱就不说达到了，就努力靠近，这至少是一种态度吧。
你知道吗？过去影视公司会有一个编辑部，他们会买这些杂志、报纸，摆在那儿认真翻阅，就是要从中吸取一些灵感，保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可现在大家都盯着网文，不能说网文没有价值，但它的文学含量有多少呢？
经济观察报：现在翻报纸的人确实不多了，为什么让马列文翻阅一份《经济观察报》？
韩杰：我对报纸特别有感情，我原来住在宽街那儿，下楼就有报刊亭，那会儿的报刊亭厉害到什么程度：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在那儿摆着，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刚被萧乾和文洁若翻译出来，报刊亭就有了。那时候我经常买一堆报纸杂志回去翻看，感觉那时候的纸媒藏着很多精英，写出来的文章非常厉害。
那天我是拍马列文在家里的一场戏，我说这个人不能看iPad，得真的看报纸，他不是有个书房嘛，我说那就找一份《经济观察报》，在北京这很自然，而且《经济观察报》也符合马列文这个角色，很配他的年龄和身份，陈建斌老师这批人其实也是你们的读者，我和他还聊到了纸媒现在的情况。陈建斌老师这拨人更是读纸媒过来的，对读报有感情，陈老师并不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人，甚至有些过时，他现在都不会用支付宝，对纸媒的感情是真挚的。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都市情感剧年年都会有，水准参差不齐吧。也有很多诟病，在你看来都市情感剧的创作是什么状况？
韩杰：我觉得反智的倾向太严重了。人的情感是个复杂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可为什么我们突然放弃了这种复杂性，这是我很不理解的。现在很多剧喜欢讲“人设”，这个词我一听就想吐，什么叫“人设”？我们在戏剧学院接受教育的时候，这个词根本不存在。尤其很多人还要求文艺作品的人物三观要正，这真是愚蠢。
按这个标准看，沃伦斯基（《安娜·卡列尼娜》的主人公）就是个“渣男”、安娜也是个“婊子”，现实社会中会有一个道德完整的人吗？这一点上，我觉得现在都市情感剧的反智倾向太严重了，好像在维护一个子虚乌有的标准，这个标准很奇怪，会降低审美，让审美降低到可怕的程度。我也想问问你们，我是真不知道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
经济观察报：您的困惑我们也很难回答，对我而言也是一个疑问，很多年轻人一方面向往伟大光荣正确，一方面又高扬反叛精神，“躺平”就是带着强烈的不合作意味，对很多常识性东西充满了蔑视，总之是很奇怪、很分裂的这么一个现象。
韩杰：我觉得现在就缺个大作家写出这种典型性来，就是你说的这类人，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个矛盾的文学形象被塑造出来时，一定是石破天惊的东西。
这次这个戏好像也破了年龄层，吐槽的特别多，从道德层面吐槽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觉得这个戏的三观有问题，然后到我的微博下面来私信我，说戏里几个男的全是渣男，质问我说你这么拍不觉得恶心吗？
我突然发现，当抱着一个敬仰的心去拍“渣男”的时候，也挺有些意思的（笑）。但这个戏吐槽的大是年轻人，有同感的可能都是35岁以上的人。其实这个跟年龄没关系，跟对人的认识有关系。
导演韩杰和演员刘威葳，刘威葳饰演马列文的前妻王忆如
经济观察报：现在说“人设”常常是和“流量”放在一起的，你怎么看待“流量”和“流量明星”？
韩杰：“流量”这个词，你细品其实特别粗暴，比如说“凤凰男”这个词儿就是我特别不接受的，几年前出来时我就不接受，这是对人地粗暴定义。同样的，如果一个演员被冠之以“流量”，那也是不公平的，这个互联网生产的“词汇”，对演员是一种绑架和伤害。
经济观察报：没有任何一个演员愿意被贴这个标签吧？
韩杰：我们上戏剧学院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说要成为艺术家，那我们不管能不能成为艺术家，至少都是相信自己能成为艺术家的。那么戏剧艺术就是要你首先爱角色而不是爱自己，演员是去刻画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是一个有价值的文学形象，它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那么你说他是“流量”明星，有人爱看演员这个人就行了，实际上是抹杀了演员的创造性。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知道一个电视剧，某网络平台不想要，不光是没通过平台员工的审查，连平台的机器人评审系统都没通过，结果播出后大火，数据很好，据说播出后对这个电视剧评分低的员工都被批评了，后来还把数据输入到机器人里面，让机器人去接受它，我听了之后就觉得挺荒唐的，数据这个东西一定是滞后的，你拿数据去指导创作，是让机器人教人创作吗？是不是很滑稽？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想说，流量不可以去扼杀创造力，不可以去扼杀演员的个性，也不可以去把演员粗暴地定义，这其实是对一切创造力行业的摧毁，是对表演艺术颠覆性的破坏。
经济观察报：不知道是谁决定“流量”这个东西？是演员自己造就的？还是说观众、平台？
韩杰：不是有句话叫“雪崩面前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吗？这其实是个互相影响的过程，都有过错。我不理解发生了什么，是传播渠道的变化吗？有了互联网怎么就反而狭窄了，原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现在这几家网络平台这么一弄，你跑不出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了，你反正转来转去都是这三家。所以它慢慢就变成了什么呢？几乎把创造力杀死了，戏剧学院还培养什么演员、导演和编剧啊？直接交给这三家教育教育不就完了嘛，他们觉得好就是标准了，这其实是对戏剧艺术的极大讽刺。
二、聊聊剧中人
经济观察报：前面几集看起来有些像《简·爱》的故事大纲，家庭教师和男雇主的爱情故事，一些台词都很像简爱里的经典台词。另外还有《复活》，一直是贯穿全剧的线索，这些名著是你编剧的灵感来源吗？聊聊创作心得吧。
韩杰：应该说我是先确定了要拍一个出版人。我当时跟陈老师说，主角是一个曾经很有力量的人，后来失去了行动能力，在现实中要找个参照，当时想了很多职业都不合适，这个人要很有知识也有力量，我觉得出版业恰如其分，我刚好认识一些出版社的朋友和书店老板，知识和财富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先天的结合，一方面他们有知识分子的特性，一方面在当下的处境又很尴尬：商场一般招商书店的时候，就是让这些书店去装装样子，说白了就是配套，摆个pose，没什么真正的地位。
这个人物也符合陈建斌老师的气质，在做人物设计时，我们“复眼文学小组”陪着陈老师聊剧本，陈老师是个契诃夫迷，聊到啥也想不起来的时候，他就会说，把《万尼亚舅舅》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他甚至都唱过一首自编的歌，叫《契诃夫来到我身边》。
应该说我对这个戏有些执念，就是想写一个生活在地狱里的男人，后来想到家庭教师的时候，才想到了《简·爱》，其实缘起和《简·爱》并没有关系，那既然想到这儿了，就大大方方致敬一下吧。不过我们也没法儿去更多地借鉴，只能在“地狱感”上可以借鉴一下，罗切斯特（《简·爱》的男主人公）不就是生活在地狱里吗？其实把名著融合进来，并不是我的初衷，完全是为了塑造马列文这个角色。
经济观察报：剧里反复用《复活》做意象，也是为了强调马列文的道德情操的来源，通过牺牲和受难，求得道德的救赎和自我完善。在你看来，马列文就是聂赫留朵夫？
韩杰：我们为什么敢这么做？你知道我这个年龄的人，触动我的是什么？就是当听到托尔斯泰、听到《复活》这几个字的时候，心里会微微一动，会想起很多东西，想到聂赫留朵夫可以跟着人去流放，就充满了景仰，那个角色太大了，那是我们永远做不到的。好比我们伤害过玛丝洛娃，她现在落难了，那我们顶多资助点儿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