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
辛杜卉
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只是单向度的传输。我们今日很多常用词汇也确实来源于日语的影响，但这并不等于中文对日语就不存在任何影响。只是，由于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复杂性和历史复杂性，导致中日之间语言词汇的传播、互动与共享关系近代史上呈现出难以厘清的缠绕状态，也给后世带来了种种以讹传讹的饭后谈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
近年出版的《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沈国威著，启微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7月版）、《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沈国威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11月版）、《东往东来:近代中日之间的语词概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6月版）和《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朱京伟著，商务印书馆年1月版）等学术著作，对这一复杂的话题进行了越来越缜密的发掘与研究。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朱京伟著，商务印书馆年1月版
如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朱京伟在专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中所呈现的那样：在近代史上，除去日本早期翻译时借助汉语译词之外，日本后期翻译词汇的再创造也经常会从古汉语的字词中寻找灵感，或者重新激活中国已有词汇的内涵，又或者挪用中国已有词汇来重新赋予新的内涵，让古代字词产生新义。中日文化之间的复杂性，让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历史进程显得“难分彼此”。
在《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清末报纸中的日语借词》中，朱京伟着重考察了《时务报》《清议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民报》中的二字、三字、四字日语借词。全书采用多文本、穷尽性、量化实证的方法，在进行词源考证、辨别日语借词的同时，还从词汇学的角度对日语借词研究中面临的许多具体问题做了深入探讨。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始自19-20世纪之交，而当时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的书面资料当属清末报纸和译自日语的书籍。在种类繁多的清末报纸中，与日语借词关系密切的便有《时务报》《清议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民报》，这五种报纸的编译者知名度都很高，在当时的社会影响也非常大，出版时间的跨度也正好与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的高峰期重合。
朱京伟曾跟随广岛大学小林芳规学习日本语史，后在日本关西大学攻读博士，主要从事日语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中日词汇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对这五种清末报纸进行详细考究之后，朱京伟还归纳了它们各自在中日词汇交流方面的特点。比如，《时务报》因日人古城贞吉执笔“东文报译”栏目，故而日语原词直接进入汉语；《清议报》因梁氏主编且在日出版，于是涌现了积极引进日语借词的话语现象；《译书汇编》是专门翻译连载日文书籍的定期刊物，由于偏向于翻译刊发专业性较强的政法类书籍，大量借用日文中的新词术语也就成为势在必行的当务之急了；《新民丛报》作为政法文史等方面兼容并蓄的报刊，朱京伟发现该报在借词造词方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话语策略；《民报》在这方面的特色，朱京伟概括为“作者激进精通日语，借词趋稳新词渐少”。
陈寅恪曾说：“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厘清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轨迹，有助于我们对语词概念背后的社会思潮进行了复盘，重新回溯近代中日两国的社会思想变迁和东亚文化的互动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关键语词词源的具体验证，能够更好地梳理清楚近代社会变局下的观念嬗变进行了梳理，也能让我们重新认识近代史中的文化输入与输出的双向互动，对理解近代中日两国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价值，甚至对当今中日文化交流与民间的双向认知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朱京伟，日本关西大学博士。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日语词汇学、中日词汇比较、中日词汇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迄今在中日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有日文专著『近代日中新語の創出と交流』（日本白帝社，）以及《日语词汇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等。
新京报：早期你做日本语史研究，而后似乎在年左右转入中日词汇交流研究。能否谈谈治学历程及心路历程？
朱京伟：-年我在北外的日本学研究中心读硕士，任教的都是来自日本各大学的知名教授。其中，最吸引我的是广岛大学小林芳规先生的日本语史课，先生在古汉语和古日语方面的深厚造诣，以及刻苦严谨的治学精神，成了我走上词汇史研究之路的直接动力。毕业后，小林先生又为我争取到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让我去广岛大学学习了一年半。但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