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字如面-----------十二位著名美术家亲笔签名联合致阳翰笙信札
导读
在公众的视野里，舒芜好像永远无法走出“胡风事件”。一提到舒芜，就是叛徒、犹大、告密者的代名词。有人说导致这一境地的，是在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舒芜上交胡风信件的行为。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
那场对文化界影响甚巨的运动中，有多人受到波及，不少人家破人亡，而舒芜上交的信件，是定罪的证据之一。我们当然应该同情这些受害者，但是我们获得的并非事实全部。
历史的吊诡在于：*内文化人的命运，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舒芜，之所以不能够得到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胡风分子”的宽恕，就在于舒芜对于胡风事件，不能够坦诚面对历史和良心，欠缺基本的反省。
建国初期胡风的困惑和痛
舒芜
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一九五○年，胡风与舒芜之间有几次通信，颇值得注意。舒芜在三月的信里，兴奋地向胡风报告：自己的心情不再像解放以前“那么寂寞荒凉，而是面临着新的从未做过的实际行*工作之际，所感到的激动和担心”。胡风随即回信，对舒芜的新觉悟表示赞赏：“你看出了从暴露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的实效，我想，你们那里的工作当是非常坚实的。从这里，你就接触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最生动的例子。我希望你更深入下去。”这时候，胡风和舒芜之间还是以诚相待，他们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把新中国的成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由衷地拥护共产*；对毛泽东所提出的思想改造，他们也都完全认同与接受。面对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新*权，胡风更有一种底气：“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如果舒芜此时得到*的信任还多少有些受宠若惊，而在胡风看来*理所应当地信任与重用自己。胡风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定位也远高于舒芜：不仅要作革命的拥护者、歌颂者，而且应该拥有对革命的“解释”权。可是一切阐释历史的话语权，在*看来就是思想战线的领导权。
于是，新中国一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颇为奇怪、又是必然的现象：本来与革命事业并无深刻联系的舒芜以及类似的知识分子，这时由于拥护*、歌颂*，并安于这种拥护与歌颂，就获得了*的信任和超乎他自己期待的重用。相反，“大半生追求”革命的胡风，却因为还想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被认为要挑战*的绝对领导，而得不到他所期待的重用。舒芜和胡风在革命胜利后的不同境遇，决定了他们以后的不同选择、不同命运。
胡风为了要向*、向毛泽东、向新*权，表示自己的“真诚”：这就是胡风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年一月，短短三个月间写成的四千六百行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他高喊：“时间开始了！祖国新生了！人民站立起来了！”他歌唱：“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他赞颂人民集合在*的“大旗下面”，“在放光的大旗下面放光！在歌唱的大旗下面歌唱！”在胡风的笔下，“祖国”和“人民”，“时间”和“历史”，“劳动”和“真理”，与“毛泽东”和“*”是融合为一体的，他这发自内心的歌唱，是绝对真诚的。胡风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始终觉得自己的思想、感情、爱和恨，是代表了祖国和人民的意志，符合时代的需要，就是说，自我也是和革命、时代、祖国、人民、*、真理融为一体的：他完全被这些“大词”征服并且迷恋于此。
当然，胡风不能不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给梅志的信里又有这样无奈的表白：“但旗子是在别人手上，别人用旗子来压我打我，我除了用真诚的工作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这里的“别人”，指的就是当时掌握了*的思想、文化领导权的周扬们（在给梅志的信里，胡风具体点名的除周扬外，还有冯雪峰、丁玲、何其芳等人）；在胡风看来，他们沆瀣一气，打着*的旗子来打压自己，而且他们背后还有“国家的权威”。胡风很清楚，他是“向着一种庞大的东西作战”。问题是，胡风感到受压并非过于敏感，而有其事实依据。胡风后来在《三十万言书》里谈到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写到第二篇就不能发表，只投到地方报纸，以后《文艺报》和《光明日报》又连续发表何其芳等人写的批判文章，指责胡风诗里有“牢骚”，“歪曲了毛主席”等等。*报一发言，印成的诗集就被限制发行。后来胡风写了歌颂工农兵的报告文学《和新人物在一起》，也受到多方刁难。最后正如胡风所说，他写的文字几乎就没有发表的可能了。这正是*管宣传（从出版到发行到批评）的文化体制的威力。
舒芜的转变与检讨
胡风不止一次地想过妥协，甚至表示要“学做孙子”。胡风确实准备“写一个简单的生活态度的检讨，主要是二十年来没有尊重领导的几件事”。但胡风自有一条原则：“我是决心委屈自己的，但却不能委屈真理。”因此，他只愿意检讨“个人对组织的关系”，至于“理论问题，这是要对历史对真理负责的东西，不是什么个人受‘屈’的问题，我只有实事求是，一寸也不能马虎的”。但周扬们，却是要让胡风彻底投降，全面缴械，周扬他们自己，以及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这样做了。从周扬所代表的立场看，胡风的这种保留与坚守不啻是负隅顽抗。双方就这样顶着，谁也不可能让步。于是，周恩来决定，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一次讨论会，对胡风做最后的工作，实际上就是要摊牌。
舒芜
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舒芜的检讨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先于五月二十五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后于六月八日在《人民日报》转载。而同时胡风所写的对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表态文章《学习，为了实践》（这对胡风来说，既是表明心迹，也是一种妥协），却因为“没有自我批判”而由周扬下令“不宜发表”。
舒芜的检讨，向*和毛泽东表示归顺的同时，也即宣告与胡风及其朋友的决裂，这是他的思想转变的自然结果，其中可以看出建国以后他与胡风们思想上的异趣，因此，我们需要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前文已说，刚解放时，胡风和舒芜彼此还是信任的，绿原等也一直对他以朋友相待。但他们真正见面时，彼此关系就显得有些拘谨、隔膜。变化来自舒芜，他突然感觉他昔日的好友“路翎他们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生活的习惯作风”，谈到所在单位的*的负责人也“语中杂以调侃嘲笑”，这在胡风的朋友圈子里本属正常，但在舒芜看来，这就“不像一个已经当家做主、干自己文艺工作的革命文艺干部应有的态度”。正像晚年舒芜在反思这段历史时所说，此时他“已经相当‘*治化’，已经开始从一个‘*治领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这正是要害所在：胡风们知识分子本性不改，而舒芜已有了“*的*治领导”的眼光（这是真实的变化）和“改造者”的身份（这却是舒芜的主观幻觉；在*的眼里，他还是亟待改造的知识分子）。于是，自然有了争论。当舒芜不无真诚地急欲向朋友传授自己思想改造的体会时，路翎则一语道破：“照你这么说，一切个人读书、写作、思考，都成了‘个人主义’了！”舒芜在武汉和绿原的谈话，也在“批判罗曼·罗兰式的英雄主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舒芜因此留下了一首诗：“化日光天里，前宵梦影残；奔腾随万马，惆怅恋朱栏；任重乾坤大，还须眼界宽！”提出的问题是尖锐的：究竟是“奔腾随万马”，顺着改造的大潮前进，还是“惆怅恋朱栏”，残留小资产阶级的“前宵梦影”，甘当落伍者呢？舒芜的劝告大有领导者的语气，而且口口声声“他们”与“我”，显然已有分道扬镳之意。
年11月与50年代被打成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的文艺界难友，在北京参加中国第五次作家代表会上相遇后，在胡风寓所合影。左起：冀汸、罗洛、贾植芳、任敏、胡风夫人梅志、牛汉、曾卓、绿原。
舒芜终于写了《向错误告别》（此文后未发表），“错误”当然包括卷入胡风“小圈子”。据舒芜说“新思维”的要点有三，即“用毛泽东思想来看，站在改造者的立场来看，从*治领导、组织领导来看”（《〈回归五四〉后序》），他现在就这样来“看”昔日的自己和胡风们了。
一九五二年“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有意思的是，*的领导对舒芜个人并无兴趣，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