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
《约翰·克利斯朵夫》
《约翰·克利斯朵夫》()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荣获诺贝尔奖的小说。翻译家傅雷在抗战时期将其译成中文后，影响了几代中国青年。
那时，最让一些青年震惊的，是克利斯朵夫对权威的怀疑和挑战，特别是小说中的这段话：“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若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得把宿食呕吐干净。”克利斯朵夫坚持独立思考的精神，深深影响了那时中国青年中的思想者。
克利斯朵夫对彼时中国青年的另一影响，是其对“有闲青年”的鄙视。他认为，他们“没有意志，没有目的，没有生存的意义，怕工作，怕孤独，永远埋在安乐椅里，出了咖啡馆，就得上戏院”。而他每天都要想自己“为不朽的生命做了些什么”，不想让每一天白过或糟蹋掉。
当代中国青年如果读这部小说的话，最惊讶的恐怕是克利斯朵夫对金钱的鄙视。他出身贫寒，母亲在富人家帮佣。小时候，他穿有钱主人小孩的旧衣服遭嘲笑，因为是“穷小子”而受尽侮辱。可是，他并没有想过成为一个有钱人，反而还特别讨厌远亲中的一个暴发户，甚至对他脸上啐了一口。
克利斯朵夫从小就梦想成为一个英雄。早期西方文学中的英雄几乎都出身贵族，但“英雄”的含义不尽相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均为贵族首领，最著名的有英勇善战、为朋友两肋插刀的阿喀琉斯，以及用智慧战胜神妖灵怪、经受
住各种精神考验的奥德修斯。古希腊悲剧中的英雄俄狄浦斯王勇于追寻真相，敢于承担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那是他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铸成的。另一位英雄是贵族妇女安提戈涅，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挑战独裁暴君的权威。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英雄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哈姆雷特王子°。而模仿骑士英雄的堂吉诃德也是乡村贵族，他那位平民出身的跟班桑丘就没有什么英雄的情怀°。浪漫主义时期流行“拜伦式英雄”，而拜伦本身就是男爵。雨果笔下的冉·阿让出身社会底层，可与其说他是英雄，不如说他是圣徒◎。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里的主人公毕巧林也是贵族青年，而《红与黑》中出身平民的于连，其英雄梦被上流社会彻底粉碎。不过，在临死前，他表现出真正的英雄气概④○
克利斯朵夫的平民形象和于连的不同。于连虽然衣履寒酸，但有俊美外表；克利斯朵夫不仅相貌偏丑，还不修边幅，没有教养，举止粗鲁，不讲卫生。可是，他不像于连那样在贵族面前时时敏感于自己的“平民”身份，并因此而自卑。相反，他在精神上比贵族还自傲。他在给那位不允许自己女儿和他谈恋爱的贵妇人的信中说：“我没有权利爱你的女儿。可是我的心要爱什么人，世界上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即使我没有你的门第，我可是和你一样高贵。唯有心才能使人高贵：我尽管不是一个伯爵，我的品德也许超过多少伯爵的品德。99克利斯朵夫有非凡的音乐天才，这使他能为音乐中的“伟大的灵*”所感动，从而产生出一种崇高的精神，也就是对至善至美的追求。艺术在他心目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把艺术比作“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他对艺术家的价值也有最高级别的肯定，比如视“莎士比亚①参看作者的《英雄与复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室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一名著的启示
和贝多芬”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的灵泉”，而且认为“应当由之家来指导民众而非由民众来指导艺术家”
当然，他崇尚的是“最高的艺术，名副其实的艺术”。这种艺术“是一向无垠的太空飞射出去的彗星”，“总是力，总是火，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像太阳一样是战胜黑夜的生命。他极鄙视那些以娱乐为目的的低级艺术。因此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觉了德国艺术的谎言”，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发表对媚俗的艺术的激烈批评，开始与艺术界的腐败现象进行斗争。他振臂疾呼，想把一般群众从麻痹状态中唤醒。
他的斗争对象除谎言和庸俗之外，还包括奴性、偏见等。他感到如果有志之士不起来奋斗的话，“人类以几千年的痛苦缔造起来的文明要崩溃了”。他就像背水一战的勇士般告诫人们：“决不能怀疑你所信为善与真的东西。凡是你相信的，你都应当保护。不问我们的力量怎么样，切不可退让。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和最强大的人同样有一种责任。……别以为单枪匹马的反抗是白费的!敢肯定自己的信念就是一种力量。”
然而，克利斯朵夫从没反抗过社会的不公，他并不是为平民利益而奋斗的英雄。他的斗争对象之一是“公众的愚蠢”，主要是为公众的精神健康而奋斗。他并不认为平民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先进，甚至还聚焦其弱点：“大多数的工人都是这样。他们一忽儿如醉若狂，说得天花乱坠，一忽儿垂头丧气，心灰意懒。他们抱着极大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不是自己苦心孤诣创造出来的，只凭着把他们带到下等酒店去的懒惰的习气，从别处接受来的。无可救药的思想的懒惰，原因太多了，好比一头困惫不堪的野兽，只想躺在地下，消消停停地咀嚼它的食料，做它的梦。梦消灭以后，只有更累，更觉得口干舌燥。他们老是没头没脑地捧一个领袖，过了一晌又对他猜疑，把他丢掉。最可叹的是他们并没有错，一个又一个领袖都是被功名、财富和虚荣勾引来的。”
在对待平民革命、工人运动上，克利斯朵夫有复杂矛盾的心态。一方面，
人生议题“像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商业化社会对艺津贴，其作品不再与金钱挂钩。他说：
术家的腐蚀和摧残也使他向往一个新的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艺术家享有充分的
“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而非商业社会恰恰是当时劳工**所宜扬的社会。
另一方面，作为有独立思想的艺术家，他又不愿与任何*派沾边。当有人问他支持保守派还是激进派的工人组织时，他回答说：“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拼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派服务。……我们的职责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
一些领袖人物把平民运动当作猎取权位的手段，以及在理论上宣扬暴力，都让克利斯朵夫痛恨。此外，他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他甚至不同情弱者，因为：“他既是从穷苦与孤独中间挣扎出来的，别人为什么不照样做?”他似乎没想到，人与人之间存在能力、智商等等方面的差异。
作者说克利斯朵夫没有“遗传的救世精神”，是“平民式的头脑，认为将来仍旧逃不出过去的一套”。不过，归根结底，他是艺术界独立精神的象征，不可能加人任何*派组织。他信奉席勒的说法，“你和群众的关系，唯有斗争是不会使你后悔的”。
他也不是像圣女贞德那样出身平民的民族英雄，国家主义派的报纸甚至称他为“卖国贼”。他对德国音乐权威的批评，被国人指责为“冒犯那些为国增
——名著的启示
光的宗师”，“搞些诋毁民族的光荣，动摇人心的玩意儿”
作者指出，“一个人在精神上到了相当程度，就不再分什么民族，而对；邻族的祸福会感觉像同胞的祸福一样亲切”。克利斯朵夫不仅关心自己民族问题，也关心别国的问题。他看到巴黎艺术界的腐败情形也同样发出激烈的批评：“你们沾沾自喜地培养你们民族的病，培养他们的好逸恶劳、喜欢享受、喜欢色欲、喜欢虚幻的人道主义，和一切足以麻醉意志、使它萎靡不振的因素，你们简直是把民族带去鸦片烟馆。”而且，他“恨不得唤起整个民族的健全的力，使全法国所有的老实人都奋臂而起”
克利斯朵夫对谎言的攻击，也是为了解除不同民族之间的误会。他认为，“各民族之间之所以那么难以互相了解却那么容易彼此轻蔑，就因为有这些谎言作祟”
他像一个受难的英雄，人们“怀着恶意取笑他，把他的思想歪曲、诬蔑，踩在脚下，把他变成小丑来置他死命”。小说提出这样的质问：“为了坦白地批评而招来许多不愉快是否值得?在这样一个毫无血气的时代里，谁又有勇气来这样干呢?谁肯为了责任而把自己的生活搅得像地狱一样呢?谁敢抗拒舆论，和公众的愚蠢斗争?”克利斯朵夫正是一个有勇气这样干的人。
小说也描写了英雄成长的过程。诗人奥里维的出现，显现出克利斯朵夫的“盲目的夸张”和“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奥里维的指点下，他变得成熟多了。圣女贞德的故事，则使他认识到自己缺乏慈悲和善意。
晚年的克利斯朵夫成为有名气的作曲家，有众多粉丝，可不愿成为青年人的偶像。他对自己的成功毫不介意，而是等待“一种比以前更有力量的艺术”。他的义子奇怪“克利斯朵夫怎么能忍受那种精神上的孤独，怎么能跟艺术团体、*治*派、宗教*派、任何集团都不发生关系”。现如今，那些被美国教授马克·鲍尔莱因称为“愚蠢一代”(依赖社交网站的一代)的青年，怕是更难理解克利斯朵夫了。
实际上，小说中最出色的部分是对克利斯朵夫情感生活的描写。他对父母、男友、女友、情人、舅舅、外公等的感情，比他的奋斗还更感人肺腑。有如此丰富感情生活的克利斯朵夫，至死都没感到什么孤独，他觉得自己的心已经被填满了。
伟大的艺术是永恒的。坚守最高艺术理想的克利斯朵夫的英雄形象，也永远不会过时。克利斯朵夫的平民舅舅对“英雄”曾下过这样耐人寻味的定义：“我可不大弄得清什么叫作英雄，可是照我想，英雄就是做他能做的事，而平常人就做不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