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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为三”被学界称为中华文化的密码，也已经成为庞朴标志性成果。这一密码的破解，其影响之巨，已为学界公认。庞相先生运用这一方法，尝试着破解儒家发展历史中的各种问题，甚至提出要重写思想史。庞朴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疑问称之为谜，对这些疑问的解读称之为解谜。由于时代久远，儒学在传承过程中有些内容会失真、断片。庞朴认为这不利于儒学的发展，甚至会使人们对儒学的理解出现偏颇，需要对儒学失真、断片的内容进行校正和补足。庞朴下很大功夫，利用扎实的文字学、考据学功底解开了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个谜团，还原失真的儒学，弥补断裂的儒学缝隙。这些成果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庞朴也受到学者的赞叹。年12月，长沙马王堆第三号古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本之后，抄写两篇儒家佚书，其中一篇提到一种“仁、义、礼、智、圣”五行。庞朴先生经研究后，写出《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年第10期）一文，率先提出此即荀子曾批评的，子思、孟子曾倡导的“五行”说。庞文一出，学界瞩目。年冬，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发现一批竹简，该篇内容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证明了庞朴先生当年的判断，其观点也开始被学界广泛接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马王堆帛书的抄写年代较晚，经文的“说”中又大量引用《孟子》的文句，庞朴先生曾将《五行》篇定为“孟氏之儒”的作品。郭店本《五行》出土后，有“经文”而无“说”，证明“经文”的年代可能要更早，于是庞朴先生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提出《五行》经文为子思学派的作品，而“说”文完成的时间，当在孟子以后乃至《孟子》成书以后，是由弟子们拾掇老师遗说补作出来的。庞朴先生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令人钦佩，也与那些不顾事实，因出土文献与其已有的观点发生冲突，便千方百计否定出土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的所谓学者形成鲜明的对比。郭店竹简以及以后上博简的发现，燃起了庞朴先生学术研究的热情，他先后发表了《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读书》年第9期）、《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论》（《中国社会科学》年第5期）、《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年第5期）、《“太一生水”说》（《东方文化》年第5期）等一系列重头文章，对早期儒学以及儒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爬、梳理。他指出，孔子以后，弟子中致力于夫子之业而润色之者，在解释为什么人的性情会是仁的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大体上分为向内求索与向外探寻两种致思的路数。向内求索的，抓住“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处，明心见性；向外探寻的，则从宇宙本体到社会功利，推天及人。向内求索的，由子思而孟子而《中庸》；向外探寻的，由《易传》而《大学》而荀子；后来则兼容并包于《礼记》，并消失在儒术独尊的光环中而不知所终。郭店十四篇儒家简，正是由孔子向孟子过渡时期的学术史料，它的发现，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实在是一份天赐的珍宝。基于这种认识，庞朴先生提出要重写思想史，并鼓励有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到这项关系到中华学术薪火相传，繁荣昌盛的事业中来。一个个谜团的解开，在庞朴的视野中，儒学发展、传承变得流畅、绵延、圆融。解开诸多儒学发展中的谜团之后，庞朴先生着手贯通儒学史的宏观构想。年庞朴先生受聘组建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按照庞朴当时的设想，这个“依托湖北郭店出土的楚墓竹简，重新理顺思孟学派在先秦儒学史的地位和作用，编写先秦儒学史。同时形成孟子学说研究和儒学与现代文明研究两个特色。”庞朴非常赞赏*宗羲编写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可惜没有编完，民国时期徐世昌编了《清儒学案》，解放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向奎先生又编了《清儒学案新编》。于是，庞朴主持山东大学儒学研究中心伊始，就组织全国儒学界力量将儒学学案补齐。先后编写了《前儒学案》、《孔子学案》、《孔门弟子学案》、《思孟学案》、《荀子学案》、《两汉三国学案》、《魏晋南北朝学案》、《隋唐五代学案》。这样，既填补了儒学发展史上学案体的空白，又使整个学案就构成了一个系统。补齐学案体后，庞朴思考20世纪儒学尚没有系统的梳理。于是，年庞朴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儒学通志》。《20世纪儒学通志》采用“纪年”、“纪事”、“学案”体例，对“通志”体例进行了新的诠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被学者们称为研究20世纪儒学最便捷、最实用的资料。这个项目同时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第二十二届浙江树人奖。庞朴认为，学案实际上是一种学术编年，有一点补历史上那个缺的意思，所以不能离开*宗羲《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的标准太远。按照庞朴的规划，他想搞一套《中华儒学系年》，对儒学的人物、事件和典籍，做出年代上的推定，以纵观儒学演进的历史脉络。《中华儒学系年》，便要抛开*宗羲的那个框框，尽可能详细地对我国历史上的儒学人物（包含学派）、儒学事件（包含*策、论辩等）和儒学典籍（包含思想）的相关年代做出考订，把儒学放回到历史的长河中去。
02
民族性和时代性
80年代“文化热”的领*人物
“80年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早已被符号化了，“80年代”实际上涵括“文革”结束至年这十多年的时间，指的是当代思想文化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贯穿“80年代”始终的主流思潮、主导观念是“新启蒙”或“反传统”。在反传统中，庞朴先生没有跟风，而是依据自己对文化的理解，提出新见解。因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史》一书的编写，庞朴先生较早注意到文化史的研究。年，庞朴先生率先发出“应该注意文化史”研究的呼声；在整个80年代，曾就文化学、文化史、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诸问题，数十次地发表演说撰写文章，推动文化研究热潮的前进。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虽然具有解放思想，破除教条，宣传改革开放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将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封建文化，将现实种种落后、不合理现象统统归之于传统，认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是截然对立的。整个八十年代，批判、谩骂传统，宣传西化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当时轰动一时的电视片《河殇》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在这样的风气下，庞朴先生逆潮流而动，力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为传统正名，为文化正名。庞朴先生指出：“我对文化的基本看法可以归纳为一二三：一就是一个定义，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化。二就是认为文化有两个属性：民族性和时代性。我把民族性放在前边，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才是时代的。这是我提得比较明确的。三就是文化有三个层面，即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层面。当时我的观点就是说，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的最基本属性是它的民族性；如果文化没有民族性，或者说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最后就会蒸发掉。”他认为“文化之为物，不仅具有时代性质，而且具有民族性质。就时代性而论，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因发展阶段不同，而生先进落后之分。若就民族性而论，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差别，正是不同民族文化得以存在的根据，无可区分轩轾”。也就是说，中国虽然需要现代化，但中国又必须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上来实现现代化，现代化并不能取代或否定文化的民族性，相反它应该使文化的民族特点得到充分的释放和表现。对于当时人们津津乐道的自私、圆滑、精神胜利法等国民性问题，庞朴先生认为它们恰恰不属于文化的民族性，而是文化的时代性产物，是可以与时俱“烬”的，中华文化真正的核心精神应是人文主义精神。庞朴先生充满深情地说：“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具体情况是：它有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国学，哺育了且仍在哺育着古往今来的无数中国人，不承认这一情况，不熟悉这一情况，便不能有效地学到别国的真本领，也不能有力地发扬自己的好东西。”（《国人与国学》，《新闻出版天地》年第4期）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庞朴先生认为它实际是一种“文化批判”。先有一个文化上的不满，再去找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现实，这就是用所谓“蓝色海洋文化”来衡量“*土地文化”，来衡量现实中的“不自由”、“不理性”。所以庞朴先生提出，在“文化批判”之后，还应有一个“学术反思”，既反思现实、传统，又反思所借鉴的西学。“文化批判”的任务是求解放，从传统中解脱出来，是“破”，“学术反思”则带有某种程度的研究与探索，有“立”的成分。在“文化批判”之后，“学术反思”任重道远。进入二十一世纪，西方文化（主要是通俗、商业文化）携全球化的浪潮滚滚而来，面对这种情况，庞朴先生公开宣称“我是中国文化的保守主义者”，“在文化上绝对不能搞全球主义，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你这个民族就蒸发掉了，或者就淹没在人群当中了”。不了解庞朴先生的人可能会对此感到不好理解，其实，这是庞朴先生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一以贯之”于其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考之中。
03
新潮与宽容
学术大师彰显出的智慧
熟悉庞朴先生的学者都知道，庞朴先生非常新潮。学者们用“心灵手巧”来描述生活中的庞朴先生。庞朴先生90年代初对电脑产生兴趣，无师自通，一不小心成了人文学者最早使用电脑的人之一。不仅是电脑，生活中的庞朴先生还自己修自行车，修手表，做木工。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庞朴先生倡议成立了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为了推动出土简帛研究，庞朴先生以七十岁高龄筹建了“简帛研究”网站，专门发表与出土文献有关的各类文章，网站一开通，便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欢迎，成为学者们光顾、交流的重要窗口。庞朴先生的新潮，也表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庞先生大多数文章的撰写，都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据庞先生自己讲，由于平时事务繁重，基本没有时间写文章，每年春节、五一、十一等假期，他便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值班工作人员撵走，自己在值班室里创作。许多文章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即使是学术研究最困难时期，没有书读，没有学术研讨，庞朴先生也借助自然现象，思考学术问题。“火历”说的提出，就是其中一例。说到庞朴先生的天文学研究，还有一段曲折的经历。年，山东大学文科系并入曲阜师范学校，时在山大工作的庞朴先生举家随迁曲阜，发派至孔府劳动。在“文革”那段特殊的年代，庞朴先生的书被查封，根本无书可读，不过庞朴先生很快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曲阜的夜晚视野非常好，天上的星象异常清晰，是个观察星象的好场所。于是庞朴先生每天晚上都跑到操场上看星星，看了两年之后，把主要星座的运行情况基本都搞清楚了。那时社会科学的书虽然遭到查封，但自然科学的书还是可以看，于是他借了天文学的书籍，对天文学这个陌生的领域用起功来。那时候《人民日报》有一个栏目《每月星空》，介绍了很多星座的知识，庞朴先生成为这个栏目的忠实读者。起初看星星、学天文时，庞朴先生还没有研究的“野心”，只是为了打发空闲的时间。但不久，《左传》上的一段记载引起了他的注意。《左传·昭公十七年》说某年三月底的时候，负责观察星象的太史就向国君建议开展隆重的抢救太阳的仪式，因为四月初一要日食，而且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在正月发生日食在古代看来是很不吉利的。四月就是四月，太史为什么又会说四月也就是正月呢?这时，庞朴先生的天文学知识派上了用场，经过研究后认为，这是由于两种历法的坐标、参照物的不同而得出的不同结论。于是庞朴先生写出《“火历”初探》一文（《社会科学战线》年第4期），提出大约在伏羲神农时代，我们的祖先曾以大火（天蝎）作为纪时星象，这即是所谓的火历。火历的最大特色是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左传·昭公十八年》“火始昏见”的记录，正是这种历法的孑遗。火出以后的一项重要农事活动就是“出火”，即放火烧荒，着手播种。火力虽然后来被阴阳历所取代，但由此产生的一些风俗却长期延续，最著名的就是寒食、改火等等。庞朴先生后来又写了《“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年）、《“火历”三探》（《文史哲》年第1期），从不同侧面对火历说做了进一步的阐述、说明。庞朴先生是在下放农村时偶然学起天文的，起初只是觉得这门学问里面是非少一些，还缺乏必要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可自从进入了天文学的领域后，才领悟到这片天地的神奇以及与古代历史、文化的密切联系。他提出，要学好文史，必须知天，至少要懂得一些起码的天文和历法知识。这是他的切身经验，也是研究古代文史的正途。庞朴先生不仅新潮，而且宽容。他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和褒奖，使他们迅速成长，至今这些受益于庞朴先生的学者仍对先生的心存感激。庞朴先生的宽容，更表现在他对不同学派的理解与容让。从学派上讲，庞先生属于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与自由主义西化派可以说是学术上的“死对头”，但庞先生却对自由主义西化派表现出了很大程度上的理解。80年代“文化热”，电视*论片《河殇》播出以后，《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文化报》纷纷打来电话让庞朴先生发表观感，因为庞朴先生的观点与《河殇》观点相反，这些媒体的意思就是让他批判《河殇》，但庞先生一个字也没批。庞先生觉得《河殇》在那个时候出现，它的现实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尽管它有否定文化民族性的倾向。庞朴先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世纪儒学通志》，其中的《20世纪儒学学案》部分确定收录哪些人，讨论李镜池时，许多专家提出异议，认为自由主义西化派已经收录了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李镜池就不要再收录了。庞朴先生坚持认为，李镜池在《周易》方面有他的独特见解，这些见解对后来的易学研究起着重要作用，应该收录。这种摈弃学派门户的治学思想，令学者们感佩。新潮使学者的思考走在时代的前沿，宽容使学者的研究视野开阔。或许，这是庞朴先生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和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的智慧。
作者单位
梁涛，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徐庆文：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
往期回顾
1、梁涛丨不是请回上帝，而是多元一体（一）——中西天人关系之异同
2、梁涛丨不是请回上帝，而是多元一体（二）——中国天人观的过去和未来
3、梁涛丨统合孟荀：儒学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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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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