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反思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若干讨论中，究竟是应直接借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呢？还是应从本土的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东西来引领自己的研究呢？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问题。如今看来，不同看法中所体现的，实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不同研究范式的关系问题。近年来，这种讨论似有升温的趋势。参考学界对此问题的若干思考，笔者拟从“中国范式”的角度再作探讨。
范式（paradigm），是著名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SamuelKuhn）提出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概念。库恩本人及中外学界对其曾有过多种解释[1]。参考学界对库恩范式理论多种功能的解读，我们在这里着重讨论其方法论的功能。作为一种学科理论，范式或来自某一学术共同体在实践中的积累与探索；或来自对他学科、他文化的借鉴。因而范式还有“自行范式”和“移植范式”之分[2]。前者是指具有原创意义的研究范式；后者则是指外来的且未被充分消化的研究范式。
学术研究没有范式，说明该领域尚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前学科”阶段。有了范式的引领，则标志着从自发阶段已进入自觉阶段。如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研究，获得如日中天的发展，就与其获得极其明确、突出的“自行范式”有关[3]。再如我国大陆音乐学界关于“仪式音乐”的研究，近年来异*突起，成果众多，也得益于对美国民族音乐学界“梅氏模式”“赖氏模式”等“移植范式”的借鉴与吸纳[4]。
所谓“中国范式”，即在研究中国问题中产生的，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理论与方法。这是一种有别于“移植范式”的“自行范式”。自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引进我国以来，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之路。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而言，既产生不少积极影响，也产生种种问题。如今看来，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范式是“外来范式”，不是“中国范式”；是“他者范式”，不是“自我范式”。西方的范式来源于西方的实践，是反映西方若干“个别”中的“一般”。因此，它不可能是全人类一切音乐研究的抽象，也不可能是全人类一切音乐的“公理”，更不可能解决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中的所有问题。对于西方的范式，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但不能替代我们的创造。
早在年代初，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宋祥瑞先生就对这种现象提出过质疑，认为这是“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5]——没有从本己文化发展的特性中引出一种相适应的理论与方法，来构建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后来，他还在《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历史与问题》《借西方的钥匙开自己的锁》等文章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相关看法[6]。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过“如何看待音乐学科理论中的中西关系”“中国的音乐学科理论建设之立足点是什么”[7]等问题。遗憾的是，人微言轻，未能引起人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