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副刊董喜阳步履不停 [复制链接]

文

董喜阳

从小我就对文学、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一点小天赋。小学的班主任是父亲的小学同学，他发现了贫困和孤独的我，发现了内向和沉默的我，也同时发现了我身上与生俱来的对文字和语言的敏感。他发现我对组词和造句，对汉字的排列、组合有着与其他孩子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同样出身不好，因为贫困没有上大学，只能在乡下当个“社办”老师的他，对我格外呵护。他让我背书，内容竟然涉猎的都是课堂上没有提及的知识，比如浅显的文史哲文章或者诗词歌赋。每个学期开始，他都单独给我发一个小本子，让我把有趣的句子、段落、故事和名言警句记录下来，并且力所能及地背下来。他的这种特殊化的因材施教，为我走上文学之路提供了最原始的知识储备，以及精神引导。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我文学的真正起步竟是从一篇发表在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开始的。

年，我12岁，初一，我在《希望周报》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文章，题目为：采访大棚阿姨。我一直以为那是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直到长大后才明白，那其实是一份内刊。用的是吉林省报刊准印证：第02-号。20世纪90年代的长春文学社团创办的一份会员间交流的会刊。由长春市教育委员会主办，长春市协超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协办。那个年代，会刊是文学社团对外展示文明风貌的纽带和窗口，不仅是会员作品交流的载体，更是呈现写作差异化的平台。当时，《希望周报》是由著名作家、世纪老人冰心题写的报头，每年发行10万份，影响很大。可以说，吉林省内的许多中学生都是伴随着《希望周报》成长起来的。

初中语文老师，其实很意外地接过了小学班主任的传递棒——对我的语文“再教育”更加严苛。我参加校记者站，其实是为了打发百无聊赖的业余时间。物质的贫困直接导致了我精神的松垮和贫血，我不喜欢与人说话，不和同学们玩耍，唯一的兴趣就是读书了。语文老师鼓励我走出去，给我报名参加校记者站的选拔。过五关斩六将，我竟然误打误撞被选上了。第一次集体活动就是去采访一个农村扣大棚很有名的阿姨。他们家因为扣大棚率先富裕了，成为了乡镇上的典型。采访当天，我一直跟在队伍的最后。因为个子小，不爱说话，老师带着我的意思是让我跟着长点见识即可。采访任务结束了，每个人都要交一份采访报告，也就是小作业。我写的很长，却写跑题了。老师说你写的不是新闻稿，是文学稿，让我三番五次地修改。后来，我就多少有些抵触情绪了，就丢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参加校记者站的任何活动。一来，他们觉得我的性格和悟性不适合从事新闻写作；二来，我自己很排斥。初一快期末考试了，我把这篇文章用钢笔誊抄了出来，大概有多字吧，从作文本上扯下来，整齐地叠好，放进了白色的信封。在封面上写上了“希望周报编辑部收”的字样。说实话，我当时就是“旱鸭子不会水还想要游泳”的心理，因为我根本不清楚《希望周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报纸。只是依稀记得当时编辑部有编辑下来组织学校订购过。

骑着自行车赶了十多公里的乡镇土路，我把那封既有寄托又无希望的薄得像一张白纸一样的信投递到了邮局的邮筒之中。信封脱手的一刻，我分明遇见了一种沮丧，并且深深地感觉自己有些傻：那一角钱的信封和两角钱的邮票是姐姐偷摸给我的，那上面沾满了这个世界的潮气，仿佛已经被姐姐攥得变了形的纸币，在瑟瑟发抖。好像世界已经对我对着冷漠的回应，一次冒险的不见得欢愉的蠢事。

那条我上学必须经过的庸常的破碎的土路，带给我无尽风霜与衰败的远方，唯一能让我感到慰藉的是每天我都能从自己的默诵声中醒来。我忘记了那封信，忘记了曾经挥霍了三角钱干过的极其不自量力的事儿。在人群背后，我像是长着翅膀的犀牛，时而意识模糊，时而在陆地上狂飙。文字是我一个人的世界。那个冬天异常漫长。熬到期末考试就放寒假了，我们都这样想着。

考试前一天，班主任终于带来了福音。他拿着报纸过来找我，告诉我文章发表了，在《希望周报》“第二课堂”栏目，署名为“董喜洋”。曾经很漫长的一段时间，我的名字“董喜阳”一直被写成“董喜洋”，一直到中考后，到了高中才算正式改过来。因为我的户籍本上写的就是“董喜阳”，这个由四姑妈给我起的名字，即将伴随我一生了。只是其中出现了小学、初中九年的“董喜洋”的分身和插曲。老师顺带给我20元钱，说是稿费。那个年代的20元对我来讲就是一大笔财富。我分明觉得同学们看我的目光像是白磷瞬间自燃，爱恨交加，羡慕和嫉妒并存。那年的期末考试，因为一篇文章，我似乎有了某种神明的加持。是缪斯，是文学之神，还是西西弗，我并不知晓。文学的未来是康庄大路还是荆棘丛生，我更无暇去想。我唯一能确定的是：文学改变了我的性格，我的孤苦无依的童年，甚至给了我生活下去的更多的希冀。现在想想，仿佛一切如昨。当时学校很重视，当然不光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了。从小学到初中，我基本都是年级组第一名。一所尚未在镇中的乡下初中，我成为了“人物”。学校广播连续播了几天，并念了我的文章。这份样报一直锁在我书房的柜子中，成为了尘封的记忆。

我的第二篇文章名字叫《妈妈的爱》，刊登在《希望周报》第32期“亲情悠悠”专栏，内容是写我的淳朴敦厚、木讷沉默的母亲的。那是我为母亲写的第一篇文章。三色体印刷，标题是蓝色的，头条的位置，很醒目。现在读来仍觉得有些恍惚，似乎有点太早熟了。很多句子，很多话语不像我当时写出来的。从那以后，我成为了《希望周报》的常客。

《希望周报》后来因为经费问题以及机构改革停刊了。当时的发起人叫赵贵，曾因一篇《浅谈社区文化》的论文红遍大江南北，并获得了群星奖的银奖，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的获奖者。后来，他又创办了《少年作文与实践》，也颇有影响。

我在《希望周报》发表作品以后，接着在《中学生博览》《作文与考试》《求知时报》《城市晚报》《长春晚报》《新文化报》《东亚经贸新闻》《长春日报·太阳鸟》《吉林日报·东北风》等报纸副刊相继发表了一些文章。一时间，我马力十足，就这样一直持续到高中毕业。

大学期间，我开始尝试写诗。期间，我也写了无数篇“豆腐块”的小短文，散文、随笔、杂文，也有长一些的“抽屉文学”。大一开始，我任校报记者站成员，校园内的7份报刊每期都有我的文章，善写爱投是我的强项。再后来，我自己和同学创办了校园报纸《青春快车》，成为当时四平市的新闻出版局报纸《大东北文化》的专栏作者，大二期间到《四平日报》实习……这是一段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青春时光。我的青春一面肆意挥霍，一面沉思奋笔疾书；一边在火中嚎叫，一边在冰种缄默。大四，我南下深圳酒店实习，再到投身纯粹的新闻工作。如今，人到中年，惟一对让我不离不弃的，或许就是文学了吧！

那个时候的写作单纯、烂漫，纯粹、自由，真好。尽管没有任何策略，没有所谓的修饰和深层次的思考。那些文字的光阴片段对于我，既非神谕，亦非冥想。那些文字是映现在一段真实生活切片中的一束光、一种鸟鸣、一片树叶、一帧美好……那是一种时代的回声，为那些平淡的喜怒哀乐而做的索引，那些年华似水中的尚未被遗忘的青春脚印中的一双或是两双，那些风华正茂中的永不褪色与消解的关键词中的一个或几个。

那个时候的副刊小文，是豆腐切块，也是心灵之窗。我们以小巧的文字，倾斜的笔在一张张带有方格的白纸上抒情，写着各自的童年，心酸、过往、憧憬和远方。我们写各自的诗、岁月、生活。我们写的不是个体的时代差异，不是某些人的窃窃私语，我们写的是一个时代的低吟，是对那段时光的集体致敬。

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写文章，只是渴望用文字触动内心寂寞的弦；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情感，只有以文字来展露内心深潜的秘密。报纸副刊一不小心把我带上了文学之路，那么多年了。它一直在激励着我，并以浑厚的重低音对我倾诉：步履不停。

10月22日与长春中海泉思雅舍

董喜阳吉林九台人。作家、诗人，兼事文学、美术评论。吉林省青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四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

主编：周玉娴

编辑：肖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