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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刘庆
《华商晨报》停刊了！有朋友一直在看我的朋友圈，没看见我说什么竟然跑到报社来。
这两天有发行员将我的手机号写到投递的报纸上，我接到了无数个读者的电话，各种问话都有，但第一句都是，我是晨报的读者。有了这句话，他（她）就有了质问我的权利，报纸为什么不办了？还有人担心订报款会因为报纸停办损失了。有一个老人家得到我的电话如获至宝，一连打了几遍电话对我本人的办报才能大加赞赏，我猜老人家的年龄一定接近九十岁了，我不忍心挂断电话。很奇怪的是他每次说同样的话，连电话里的语气都一样，老人家每个电话都祝晨报越办越好。
这几天，各种说法都有，最常见的是说法是纸媒的寒冬中《华商晨报》倒下了。有很多以前在晨报工作过的员工来到报社拍照片，来缅怀过去，他们充满感情地在楼里拉着的原来的同事拍照，来取退报款的读者有的很愤懑，报怨订报时是上门的，退报时却要在寒风中走那么远的路。混乱中透着一丝伤感和紧张。还在坚守岗位的同事们目光坚毅，脸上是战斗到最后的光荣和凄凉，大家都无奈而有序地工作着，有的记者去做最后一次采访，每个人都在为最后的时刻做准备，都希望有一点仪式感。
下午三点，作为报社的社长和总编辑，我召开了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一直在等待着有关领导们来宣布报社停刊的决定，我觉得这一决定不应由我来宣布。可这是最后一天，这一残忍的工作只好由我本人亲自完成了。会议室的一面墙摆着这些年晨报的各种奖杯和证书。这次是一次圆桌会议，大家团坐在一起。
曾经我的面前有上千人，这张办了十八年的报纸，曾创下过一天广告多万元的纪录，年广告收入近3亿，最高时发行量50万份。连续三年的裁员，现在，晨报还在工作的员工一个小会议室就坐满了。我很感激这一次的座位安排，因为明天一到，报社就没有了，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社长和总编了。没有座位的差别，这样好一些。
这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艰涩的一次讲话。不好讲也要讲啊，我说了自己的心里话。
这几年，我做了很多努力，只为了一件事，就是不想让这张报纸在我任社长和总编期间关门。在我之前，有那么多的同事为这张报纸奋斗过，努力过，没有他们，也没有晨报曾经的辉煌。我的领导们经常对我说的是要认清大势，认清纸媒的冬天。我何尝不知，我从年底于《吉林日报》辞职，参与创办《新文化报》，新文化报在年当年就成为长春市的第一大报。年，我又在南航创办《航空画报》，年再到沈阳的《华商晨报》，算起来在报纸当了二十年的总编辑。我经历过创办一份都市报的全过程，和同事们一起创造过一次次的报业辉煌，现在仍身在其中，但早已岁月蹉跎。
我不可能不知道传媒业的发展趋势。毫不夸张地说，不仅仅是纸媒遇到问题，传媒业整体艰难，此不多言。我告诉大家，因为特殊原因，《华商晨报》先是被定位为侨报，再被更名为《华商新报》。既然已是行业报，就不能再用都市报的名字，事实上，《华商晨报》的番号早就消失了，因此，晨报的关门似乎不应归入纸媒的寒冬里死掉的那些报纸的名单里。
这算是对大家的安慰吗？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不管得了什么病，总之是死了。
我想有一天我会写一篇文章，叙述一下这张报纸消失的全过程，讲述一下遇到的暖心的人和事，讲述一下那些期待的眼神和目光，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些决策者们是不会有内疚感的，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可叹的是这一群还端着饭碗的人，眼睁睁地看着锅被端走，连饭桌也被抬走。
还说开会的事，我告诉大家站好最后一班岗，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体现出专业素养，承担起一个媒体的责任。
这些天来报社拍照片的人太多了，屋里面开会，外面就有好多人在走廊里转来转去。我说我们也拍张照片吧。大家集体来到楼外，这是沈阳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摄影记者选好了角度，发现和
